平川派军阀铲除之后,兴伯(阿成的父亲)立即收回李家大宅,同另外几个休息近一年的佣人,把法国人搞得乱七八糟的宅院迅速恢复原样。
米厂关了,木厂卖了,航运公司搬到市区,货运业务去公司接洽,个人买船票比之前更方便,由东亚银行各营业网点代售。
老爷太太去了法国,大小姐和未来的少奶奶在美国念书,大少爷身居高位、日理万机,根本没时间回来。在头顿海边有房子,在富国岛海边又置了一个家。
刘先生(刘敬晖)等在这儿干大半辈子,几乎天天吃在这儿、住在这儿的老人,不是去了香港、菲律宾,就是去了印尼、新加坡,曾人来车往、热热闹闹的李家大宅,现在变得门可罗雀、冷冷清清。
除了看房子,打扫卫生之外,接待航运公司船长、大副和船员成了兴伯唯一的工作。
每天掐着指头算船期,每天坐在门房里等电话,大船小船什么时候靠港,在西贡停多久,要准备多少人的饭,要不要找车去码头接……跑船的人辛苦,这些事必须全考虑到。
随着几个工业村大开发,航运公司业务不知道比之前好多少倍。
大小货船经常去土伦港、头顿、薄寮、迪石和富国岛,不怎么来西贡。就算来装卸完货物就走,一刻不带耽误,船上人根本没时间像往年一样过来休息。
只剩下“大中华”客货轮一周一班,守着这么大宅子要多寂寞有多寂寞,幸好街坊邻居全在,可以坐在门口同老街坊喝喝茶、聊聊天。
不过今天没时间再陪老周喝茶,阿成一早打电话说大少爷要回来,还说老爷的法国朋友找到了。
法国人也是人,一样会落难。
乡下别墅和庄园被抄,一家人落到军阀手里不知道受多少罪。市区的花园洋房成了“无主房”,被一个投靠政府的高台教军官霸占。他们现在无家可归,估计要在这儿住一段时间。
让先生兴伯见过,挺和气的一个法国人,会说本地话和一些简单白话(粤语)。老爷年轻时去法国留学就是他帮着安排的,后来一起做生意,在其它生意上也帮过老爷许多忙,必须把客间打扫干净,必须照顾好他们。
“月嫂,这儿别管了,快去催催阿弘。约好9点上工,现在都9点10分了,又不光他会做法国菜,问问他到底想不想干,不想干我再找人。”
“好的好的,我就去!”
目送走月嫂,兴伯像换了一个人,麻利地沏好茶,一杯一杯端到客厅,客客气气地说:“王大夫,姜小姐,您二位稍等,我家少爷马上回来,客人也就是请您二位看的病人马上就到。”
李先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现在堤岸人只知道政府“难民委员会”和“外国人管理委员会”委员,越南工业村投资公司董事长李为民,不知道曾赫赫有名的“冠云哥”,来李家出诊的机会不是谁都有的。
王大夫起身笑道:“兴伯太客气了,李先生那么忙,我们等一会儿是应该的。”
“好好,您二位坐,我去拿水果。”
“您老别忙了,又不是外人,我跟你家阿成是同学。”
阿成被阿才那小子带坏了,从小不好好念书,要不是大少爷有本事,他一辈子只能干保镖。
儿子没出息,兴伯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,不好意思跟人提及。
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
现在不一样了,跟着大少爷沾光,干过几天总理卫队中尉军官,后来转到工投公司保安部,昨天又被任命为头顿工业村警察局副局长,专门负责大少爷和家昌等公司高层的安全。
遇到儿子同学,兴伯眉飞色舞地介绍起阿成的新官衔,王大夫一脸敬佩,正聊得兴起,大少爷回来了。
让-博内尔先生头发乱糟糟的,穿着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,目光呆滞,瘦得不成人样。他儿子巴西勒-博内尔才二十六七岁,两年没见看上去像三四十岁,手上全是老茧,身上全是伤痕。
兴伯顾不上介绍,立即同阿成、王大夫和另外几个工业村警察一起,把让父子扶到里面洗澡、处理伤口、检查身体,理发、换衣服。
感谢完大夫,支付完诊金,李为民一边招呼二人吃饭,一边低声说:“让叔叔,巴西勒,阿姨的事我非常抱歉,家父也很抱歉,他和家母正在回西贡的飞机上,估计下午就能到。”
“孩子,不用抱歉,你已经做了很多,你已经尽力了。上帝保佑,要不是你,真不知道我们……我们能不能活着回到西贡,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朱斯蒂娜。”
让-博内尔老泪纵横,巴西勒哽咽着说不出话。
他们很不幸,同时很幸运。
像他们这样落到军阀手里的法国人,能活着回到西贡的只是极少数。营救朱斯蒂娜时顺便救出的那几十个法国人,对李为民非常感激,自发成立了一个联谊会,把获救那一天作为纪念日,在纪念日那一天聚会,邀请李为民出席并当面表示最衷心的感谢。
“朱斯蒂娜很担心你们,情绪低落,留在西贡只会触景伤情,在法国一样过不好,我只能把她送到美国,跟青青和我未婚妻在一起。她知道这个消息非常高兴,恨不得立即回到你们身边,跟我父亲一样,正在回西贡的飞机上,明天上午我陪你们去机场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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