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走阮厚昌等新兴富豪,武安东意犹未尽,一边陪李为民踩着柔软的沙滩散步,一边兴奋不已地展望起未来。
在民众的心目中,他们这些工投公司高层全是“干正事的人”,对政治不感兴趣,但事实上恰恰相反。
资本主义,顾名思义,先有资本然后才有主义。
工投公司拥有全越最雄厚的资本,能够影响到全越九成以上的资本家,几乎天天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,并且整个精英阶层大多留过洋,受西方影响远超潘光诞那些反对派,许多思想更右更激进。
只是一直以来韬光养晦,尽可能不卷入西贡政局,显得比较低调而已。
随着公司快速发展,整个管理层的信心急剧膨胀,同副董事长陈世国一样,他极为推崇美式-民主,认为越南应该施行民主宪政体制,应该三权分立、多党制、议会制、一人一票普选制,实现言论自由,把西式民主当作拯救国家的“灵丹妙药”。
阮厚昌那个“包工头”推开了一扇窗,他想打开一扇门。
试图把富国岛特区作为一块试验田,让“民主之花”先在他治下绽放,然后再复制到另外十一个工业村和堤岸华人区,等搞出成绩再推行到全国。
想法是好的,但几乎没有哪怕一点可行性。
联想到被老美祸害过的那么多国家,李为民苦笑道:“安东,你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坦率地说,在这一问题上我非常认同琰总统的观点。西式民主真那么放之四海皆准吗?我看不尽然,至少不适合现在的越南。”
武安东愣住了。
李为民停住脚步,遥望着一艘海上保安队的巡逻艇,循循善诱地说:“废除君主立宪制几年了,政局为什么依然动荡,军心为什么依然不稳,南解为什么越做越大,除了政府有问题之外,我认为与美国方面不切实际一味推行他们的制度有很大关系。
国家形势用外忧内患来形容一点不为过,想维持内部稳定,想抵御乃至收复北越,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,必须拥有一支绝对服从政府的军队,必须压制住一切反对声,只有把力量集中起来,把思想统一起来,才能实现这一目标。
然而,几任美国大使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?
一方面支持琰总统,要求政府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,敦促政府尽快消灭越盟残余分子,解决渗透进来的北越人员;一方面却同情甚至支持反对派,把对越援助作为武器不断给政府施压。”
“董事长,您同情琰总统?”
“不是同情,是就事论事。”
李为民管他要了一根香烟,背对着海风点上,深吸了一口,继续道:“美国顾问培训国军军官,教他们怎么作战,同时灌输他们的那套理念,结果导致军内思想混乱。导致许多军官不知道应该效忠谁,不知道为什么而战。”
不得不承认,他的话确实有一番道理。
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顾问配到营一级,几乎所有中尉以上军官全接受过美国顾问的培训,潜移默化地受到很大影响,从那些高级军官的衣着和生活习惯上就能看出。
吴廷瑈要求他们加入人民劳动党,要求他们宣誓效忠吴廷琰,这无疑与他们所信奉的理念相悖,直接招致各种反感。
工业村保安队就不一样了,没那么多乱七八糟想法。
对他们而言,端公司饭碗,拿公司薪水,亲朋好友全在工业村内工作或生活,不管与北越作战还是反击政府试图强制收回工投公司的行动,全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。
武安东沉思了片刻,收起香烟问:“董事长,您是说军人不应该有思想?”
“只要是人,总会有想法,如果一点想法都没有,那与傻子有什么区别。我的意思是美国那一套不一定管用,至少不适用于我们。”
李为民磕了磕烟灰,突然话锋一转:“琰总统搞砸了,并且没回头的余地。我们要吸取教训,不能重蹈覆辙,更不能无视民意。所以我同意你先在特区搞试点,不过一定要引导好,至少要把表面文章做得漂漂亮亮。”
言外之意很清楚,形式上民主,事实上独裁。
武安东暗叹了一口气,倍感无奈地苦笑道:“难道没第三条路?”
“美国建国多少年,我们独立才多少年?安东兄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不管做什么事都需要有一个过程。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不了,还有下一代,下下代,关键是要先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,比如确保南方不会像北方一样沦陷。”
从“双十一政变”到吴廷瑈前段时间行动中的反应可以看出,身边这位是愿意跟自己一条路走到黑的。
已经同陈丽春摊了牌,许多事情不能再拖了。
李为民转过身,紧盯着双眼,一脸严肃地说:“安东,对于未来,我始终有一个担忧,那就是民族问题。我是华人,家昌是华人,公司股东全是华人,工业村资本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华人。随着侬人南撤和东南亚华人企业家不断投资,华人数量正在不断增长,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公司的今天。
由于他们大多集中在堤岸、会安、薄寮和各工业村及各安置点,生活圈子比较封闭,与外界接触不多,所以不管北越怎么挑拨,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,并没有激起民族矛盾。下六省乡村经济战略即将全面铺开,他们会陆续走出封闭式管理的工业村,不久的将来,华人会随处可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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